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能源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预测为813.6亿美元；电信领域投资缺口为277.5亿美元；机场、港口、铁路、公路、水路的投资缺口分别为148.2亿美元、154.6亿美元、337.7亿美元、2333.2亿美元和208.3亿美元。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国家三分之二都是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这些国家基建和融资成本比较高，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因素较多。”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兼内阁委员会主任OyebanjiOyelaran-Oyeyinka在第十届国际基础设施与建设高峰论坛上表示，非洲现在是城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大陆，但增长速度很快，有很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据我们估计，每年约有750亿美元的投资缺口。

 

　　可盈利项目不足

 

　　巨大资金缺口的背后，融资成本高、项目可盈利性不足、国际资本参与少等问题不容忽视。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认为，实际工作中很多项目缺乏银行贷款的条件，有些基础设施项目虽然有回报，但回报不足，这类项目可能需要增加政府参与的力度。

 

　　陶匡淳表示：“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可盈利的基建项目让私有资本参与，可盈利不是有盈利那么简单，盈利和风险是要互相平衡的，如果找不到，资本就可能放慢甚至停止投资活动。”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指数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成本不断上升，包括全球经营成本和融资成本。

 

　　《指数报告》称，自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重启加息缩表以来，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出现了大幅转变，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正在趋向正常化，以往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红利快速消失。总体而言，基准利率的增加宣布了低息贷款时代的终结，依赖美元融资结算的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指数报告》还认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参与，金融监管政策变化会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带来直接影响。

 

　　随着2019年巴塞尔协议III(BaselIII)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施，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放贷额度受到了限制，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来源将从银行贷款转向更加复杂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融资难度和复杂度也将随之增加。